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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辭賦理論通史 全2冊 2016高清
中國辭賦理論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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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辭賦理論通史》PDF電子書全2冊,由鳳凰出版社2016年出版。bsJ萬圣書城

《中國辭賦理論通史》分為三篇。bsJ萬圣書城
上篇為“中國辭賦理論綜述”,首先從源頭上辨析“賦體”這一文體概念,并對古代的辭賦理論文獻進行敘錄與考察,再對如史傳、子書、文集中的賦體以及賦序、賦跋、賦格、賦話等辭賦理論的批評形態逐一論述,*后綜述了辭賦理論的生態與構建;bsJ萬圣書城
中篇為“中國辭賦理論流變”,主要采用文學通史的體例,對前賦時代、漢賦時代、魏晉南北朝時代、隋唐、宋金元、明清直到20世紀前、后兩期等諸時代的辭賦理論與批評體系做了詳盡地論述與構建;bsJ萬圣書城
下篇為“中國辭賦理論范疇”,從辭賦的本原、經義、體類、章句、技法、風格等門類,分別闡述并討論了中國古代辭賦的理論范疇與藝術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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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辭賦理論通史》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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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辭賦理論通史 上冊bsJ萬圣書城
中國辭賦理論通史 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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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辭賦理論通史》出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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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辭賦創作肇端于戰國,興盛于兩漢,綿延百代,通貫古今,成一大文學傳統;而中國的辭賦理論則源起于漢世,傳承千年,時見勝意,又成一重要的文學批評傳統。bsJ萬圣書城

賦家作為最早的一代有姓名的文士,如屈原、宋玉的楚賦創作,枚乘、司馬相如的漢賦創作,自然引起理論家的關注,然而恰恰這一關注初成于漢代崇儒明道,化“經”成圣之時,《詩》三百篇被經典化,也決定了賦被“經學化”,賦作為“古詩之流”深深烙下《詩》“經”的印記,詩、賦文學的捆綁形成“賦”對“詩”最初的理論依附。所以在歷史上早期具有較深刻理論內涵的賦學批評,就是所謂“不歌而誦謂之賦”與“賦者,古詩之流也”,在宣示“賦是什么”的同時解消了賦的原始獨立性。這使我聯想到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在他寫的《中國文論》中說漢代的《毛詩序》試圖告訴我們“詩應該是什么”,而不是“詩是什么”①,其在“用”不在“本”。于是“賦做什么”成為早期賦論的核心問題。班固《兩都賦序》所言“或以抒下情而通諷喻,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成了賦用論的最典范解答。也正是這種由“賦用”代“賦源”的思路,忽略了“賦”之所以為賦的歷史進程與藝術構建,因此在漢代經學化的賦論主潮中,我們又不能忽略也有一些大而無當但卻直逼賦本的批評穿插其中。例如《古文苑》所載宋玉《小言賦》假托楚王評《大言賦》語:“此賦之迂誕,則極巨麗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并照,則大小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②此于一賦的學理性要求,可與托名司馬相如答盛覽問作賦所說“賦家之心,苞括宇宙”對讀,雖茫然無所折衷,但其間透露出的賦體多元性、涵蓋性以及“賦兼才學”的特征,不僅對賦的解讀有所啟示,也為賦學批評的獨立提供了理論的依據。bsJ萬圣書城

在質疑賦是什么,了解賦做什么的同時,如何讀賦?如何解賦?也是辭賦理論史上值得探討的根本性問題。清人張曾在《江上讀騷圖歌》中倡揚“一讀再讀三四讀,纏綿往復斷還續”①,以“讀”加深對“騷”的理解;而明人王世貞所謂“騷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賦覽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官,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②,這種閱讀效果雖然與“不歌而誦”之“誦”在本原意義上有所差異,但作為“詠”“歌”“誦”的藝術性鏈接,其中則不乏歷史的淵承而具理論意義。同樣,劉熙載《賦概》解賦以區分于“詩”藝云:“賦起于情事雜沓,詩不能馭,故為賦以鋪陳之。其于千態萬狀,層見迭出者,吐無不暢,暢無或竭。”③這其中也隱含了賦論由依附于詩到獨立自賞的歷史進程。bsJ萬圣書城

緣于辭賦家在中國文壇上是繼無名氏《詩》三百篇創作后崛起的第一代文士,并占據了楚漢文壇的主導地位,因此,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自覺,首先當以辭賦創作為鵠的。這就需要我們通過對辭賦理論文獻的梳理,既要認知賦論史的發生與發展,還要考辨其“賦源”“賦體″“賦用”“賦法”“賦韻”“賦詞”等于賦論的構建意義,特別是“賦家”作為文人群體的存在其對文化制度如“獻賦”與“考賦”的歸附,以及與賦論演變的有機聯系。而辭賦理論的批評形態,諸如史傳、經義、子書、雜錄、選本、書信、序跋、賦格、賦話以及注釋、評點等,亦須先期辨明。bsJ萬圣書城

當然,了解與闡釋這些問題,首先應當回到辭賦理論史的原點,即對漢人賦論核心思想的證偽與考辨。bsJ萬圣書城

中國辭賦的理論與批評,究其本質,是對“辭賦”這一文本尤其是對大量文本組合而成的這一特殊“文體”的研究與思考,而對中國辭賦理論史的研究,又不僅限于對前人賦論文獻的簡單羅列與史跡梳理,宜先考量賦學批評與辭賦創作的關聯而引起的諸多理論問題。bsJ萬圣書城

辭賦的創作與研究自戰國到漢代肇始,迄今歷兩千多年的歷史,而在20世紀初、中葉新文化運動、政治意識形態的沖擊與影響下,辭賦被視為“貴游文學”“形式文風”受到摒棄而沉淪。隨著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賦學又伴隨中國政治的改革與傳統文化的復興,呈現波瀾壯闊的新景觀,近三十年的賦體的創作、研究形成一種強勢回歸。由此引申于文化意識的觀照,來解讀賦學對文化建設的獻益,具有極為廣遠的意義。有人曾問我千百年來人們為什么鐘情于寫賦,我戲答:是中國人的臉面。bsJ萬圣書城

這首先要了解有關辭賦體的三點知識,賦是什么?班固說“多識博物,有可觀采”(《漢書·敘傳》,劉勰說“體國經野,義尚光大”(《文心雕龍·詮賦》,魏收說“會須能作賦,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傳》),其中的“博物”“包容”與“才學”,為任何文體所不及。我們閱讀古賦作品,其描寫游獵、藉田、朝會、祭祀諸典禮,彰顯的無不是“天子禮儀”,這就是當時的“中國形象”。bsJ萬圣書城

二,賦做什么?歷史上賦家是第一代冠以作者姓名的文士,辭賦成為文學具有獨立性的最初存在。它之所以受到歷代王朝的重視,誠如班固《兩都賦序》說的賦可以“宣上德而盡忠孝”與“抒下情而通諷喻”,換言之,賦這種描繪性的文體,最能夠宣揚國家的成就與美德,和將民眾的需求抒寫出來以bsJ萬圣書城
達上聽。比如漢大賦多為當朝宮廷文士即“語言侍從”所獻,與其禮樂制度的構建切切相關,這正代表了當時的“中國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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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賦觀什么?孔子論《詩》三百有“興、觀、群、怨”之說,于賦亦然;然其中之“觀”對賦家創作而言尤為重要。賦之“觀”,突出在兩方面,即觀才學與觀風采。自漢人開啟的“獻賦”傳統,賦作為國家的正統文學,始終成為考察文化人“才學”的標準,這發展到唐宋以后科舉“考賦”,形成“詩賦取士”制度,賦既是國家選拔人才的一種需求,又成為與國家文制結合最緊密的文體。同時,由于兼綜才學,辭賦儼然為外交使臣國際間交流的文學窗口。例如明朝湛若水出使安南,董越出使朝鮮,分別有《交南》《朝鮮》賦作,至于高麗使臣來中國求購《二京賦》,當時文士桑悅因無人創制而感羞愧,于是奮筆鋪藻,制賦而售,以光耀鄰邦。也因此,劉師培《論文雜記》承續《漢志》有關春秋行人“賦詩”與漢人制賦的關聯,直謂“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換言之,辭賦的宏闊與典麗,成為古代外交使臣的修養與風雅,是面對外賓的光華,也是“中國文明”的顯現。bsJ萬圣書城

合此三點,正契合我國古代的“禮樂”“科舉”與“賓儀”制度,古人“治賦”(研究賦),或重其“體國經野”的氣象,或重其“音律合度”的技法。而對這樣種極具中國特色(漢語之外沒有與之對應的文體)的賦體,我們在考量其歷史價值與相關的理論批評時,勢必聯想到這一研究本身的當下文化意義。這又使我想起在某次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我受主辦方委托作總結陳詞提到的當今治賦應該關注的三重關系,茲引錄如次:bsJ萬圣書城
一是研究與普及的關系。學術是學者的生命,學術有著自身的嚴肅的規律,來不得半點的輕浮與虛驕,我們從事賦學研究的學者也是這樣,要以嚴謹甚至“嚴酷”的態度對待研究,這樣才不至于在當今學術浮躁的氣習中迷失“自我”,傷害學術。在這次會上,有位臺灣學者批評一些大陸研究者不bsJ萬圣書城
關注研究資訊,不重文獻,其研究成果其實已是“陳詞濫調”,并且詢問是不是我們流行的研究方法。我的回答是,這只是個別現象,但是這種現象如果層出不窮,成為群體現象,那造成的“誤解”將是非??膳碌?。我們的研究從來就有兩種視野:一是由源及流,這樣才能清楚學術的源頭及其發展之脈絡;二是由流溯源,這樣我們才能了解當代學術研究資訊與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不至于“自我作古”。當然,在今天文化“快餐化”“大眾化”思潮下,我們的賦學研究也不能自我封閉于“象牙塔”中,要處理好研究與普及的關系其實普及也是多層面的,比如就研究而言,我們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的《全漢賦校注》全唐賦》宋代辭賦全編》《歷代辭賦總匯》歷代賦匯校點》以及諸多的辭賦選本,均有普及賦學研究的意義。而開設相關講壇,編寫普及讀物,特別是通過電視影像宣示與傳播賦學知識,使辭賦獲得更多的受眾,也具有推動賦學研究的作用,值得肯定與倡導。但絕不能一味追求受眾體的擴大而“媚俗”,從而傷害學術自身,我想這是每個賦學研究者必須承負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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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古典與現代的關系。辭賦是古老而典雅的文體,我們治賦,也是古老而典雅的學問,這種研究的經典性與學術意義是不容置疑的。從文獻、文本到理論批評,自古及今,已形成一種學術研究的傳統。今天我們動輒談現代性”,所謂“現代”意識的批評,是“雙面刃”。一方面,由于過分強調“現代性”而扼斷了中國自古及今的學術生命之流。朱熹在《鵝湖寺和陸子壽》詩中曾感嘆這種學術生命之流時說:“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而我們往往過度將人階段化,什么某年后,動輒“代溝”,我們聽孔子的話,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等等,其間并沒有“代溝”呀!學術猶如一條長河,綿延不息,奔騰向前,賦學研究也是如此,每一時代的學人,包括我們每一個學者,都是長河中小小的浪花,如何使我們這朵浪花顯得絢麗多彩,如何使我們這一時代的河流顯得絢麗多彩,全靠我們的修行、精進,特別是對賦學研究的虔誠與奉獻。另一方面,“現代性”又給我們以啟示,立足于當代學術的前沿,用今天的眼光與方法審視與研究歷史的學問,才能使古老的“辭賦”不被視為“笨拙的恐龍”,而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中華巨龍”。當然,由古典到現代,我們的研究視域應更多地關注一些重要的歷史階段,關注其中的學術聚焦點。例如民國(1912-1949)時期的辭賦創作與研究,就可以視為由傳統賦學研究轉向現代賦學研究的歷史轉折點。其實,只要我們稍稍翻讀一下大量的民國期刊,就會看到那一時段豐富多彩的辭賦創作與研究,也就不會誤認自“五四”以后賦學歸于沉寂而湮滅無聞。賦學的衰落,緣于建國后歷次運動中對歷史上“宮廷文學”的批判但與此同時,港、臺學者的研究并沒有衰歇。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大陸賦學研究逐漸復興,尤其新世紀十余年辭賦研究的論著不斷涌現,均彰顯了辭賦這一古老學問的現代意義。bsJ萬圣書城

三是理論與創作的關系??梢哉f,沒有文學的創作就沒有文學的理論,切理論批評都是建立在創作的基礎上的;同樣,從歷史上大量的創作中軸繹出來的理論,又可以指導當代的創作實踐。近數十年來的賦學研究成績,是學界有目共睹的,而近十年辭賦創作的興盛,更為賦壇增添了新氣象。賦學研究與賦體創作如何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已是不可回避的新課題。一些學者參與辭賦的創作,也不僅是學者參與創作實踐的簡單問題,而是應膺負指導創作而使之健康發展的歷史使命。賦體猶如人體,人有黃種、白種、黑種,又有男性、女性,同樣有高、矮、胖、瘦之別,但必是“人”,而非其他,不能成為“四不象”。賦體發展亦然,有騷體、散體、律體等等,且隨著歷史的變遷而有變化,郭紹虞發表于1927年的《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已對此有所探討,并提出“語體賦”創作的構想,但無論如何,必定是“賦”,而非碑、志銘、贊。因此,辭賦創作要有創造,也要有規范。試想,賦體是有韻之文,如果當今寫賦仍然依據《廣韻》或古代科舉考試用的《禮部韻》等,是否“食古不化”?所以大家齊心協力編撰“新賦韻”,編寫一些指導賦創作的知識性讀物,或將有益于當今辭賦創作水平的提升,也使研究與創作有機地結合起來bsJ萬圣書城

這三重關系實與我撰寫辭賦理論“通史”的思想潛符默契,緣于“通”,所以兼顧“歷史考據”與“現代精神”。當然,落實到具體的研究,兩千多年的賦論歷史中隱蘊著宏大的面向與復雜的層次,個中自然包括賦學批評中的諸多疑慮,其最核心者即賦論的特色何在?例如《西京雜記》有“相如曰”一段論“賦跡”“賦心”之說,明人王世貞《藝苑卮言》卷一論“語賦”以為“作賦之法,已盡長卿數語”,其中言“賦跡”,而沒有人論“文跡”“詩跡”,這是否內含賦體本色?至于“相如曰”之賦心是“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到清人納蘭性德《賦論》則說“其可傳者,侈麗閎衍之詞;而不可傳者,其賦之心也。若能原本經術,以上溯其所為不傳之賦心,則可傳者出矣”,以“經術”解“賦心”,由“不傳”到“可傳”,其間理論之變,又隱含著歷史的變遷,有待商榷由于賦論史上諸如此類的問題困心衡慮,使我試圖厘清亂雜的文獻與紛繁的思緒,曾做出一些前期的研究,其中包括編纂《中華大典》中《文學理論分典》之“騷賦論部”以及相關的論文撰述,而其中進益最多的是為博士生講授“中國賦學研究”課程時“教學相長”的互動、收獲與愉悅。在教學中,我先設賦學十講(前十講),分別是“賦源”“賦體”“賦用”“賦集”“賦史”“賦話漢賦”“律賦”“批評與方法”“當代賦學”,后因講稿出版,又復為十講(后十講),即“賦韻”“賦法”“賦詞″“賦藝”“賦家”“賦序”“賦注”“賦類”“考賦”“習賦”;意猶未盡,又設“十講”(新十講)以與學友討論,則是選錄賦學批評中的一些理論焦點,包括賦體“諷諫說”“六義說”“心·跡說”“麗則說”“曲終奏雅說”“古詩之流說”“不歌而誦說”“體物瀏亮說”“祖騷宗漢說”“賦兼才學說”等。這諸多講題中內含的諸多賦論問題,例如“賦體”“賦用”等本原批評、賦話”“賦序”等形態批評,成為撰寫本書上篇《中國辭賦理論總述》的要義,并由此延展于賦體理論、賦論文獻、賦論形式及生態的研究;而其中的“賦源”“賦韻”“賦法”“賦詞”賦藝”以及“諷諫說”六義說”等范疇批評,成為本書下篇《中國辭賦理論范疇》賴以獨立的重要內涵,并由此延展于辭賦之本原、經義、體類、章句、技法與風格的理論研究。至于如“漢賦”與“律賦”的批評、“當代賦學”的研究,尤其是如“古詩之流說”“祖騷宗漢說”等問題,又構成中篇《中國辭賦理論流變》的理論杠桿,其以“楚辭”“漢賦”為中心的批評以“古賦”“律賦”為中心的批評與作為“遺產”與“學科”的現代批評,正是辭賦理論之流變的三大時段,形成與上、下篇研究的應合與共生。這些正是我對中國辭賦理論通史之認知的新構想與新探尋。bsJ萬圣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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