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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 全4冊 2016高清
襄汾陶寺:1978~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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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PDF電子書全4冊,由文物出版社2016年出版。roK萬圣書城

《襄汾陶寺:1978~1985》是關于山西襄汾陶寺遺址1978-1985年田野發掘成果的報告。roK萬圣書城
《襄汾陶寺:1978~1985》以年代為經,介 紹了廟底溝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遺存。本書全面系統 、圖文并茂地展示了房址、墓葬、窯址和灰坑等遺跡 單位,介紹了玉器、石器、陶器和銅器等大量遺物, 收錄了陶寺古地磁、碳十四年代學、動物學、植物學 研究等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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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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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  第1冊roK萬圣書城
襄汾陶寺:1978~1985  第2冊roK萬圣書城
襄汾陶寺:1978~1985  第3冊roK萬圣書城
襄汾陶寺:1978~1985  第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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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汾陶寺:1978~1985》出版說明:roK萬圣書城

陶寺遺址位于襄汾縣城東北之陶寺鄉,距縣城約6千米,汾河以東,塔兒山西北麓。地理坐標北緯35°53′,東經111°29′。面積400多萬平方米。roK萬圣書城

襄汾縣境的地貌,概括說來是兩山夾一河,東部是太岳山系的塔兒山,西部是呂梁山系的姑射山,中為汾河河谷,山河之間構成近似倒置梯形的盆狀地帶。塔兒山史稱“東陘山”①,或曰“崇山”①,又有“大尖山”“臥龍山”等名稱,主峰建有明代磚塔,近世遂通稱“塔兒山”。其山脈逶迤橫亙于襄汾與曲沃、翼城、浮山、臨汾之間,成諸縣、市間的界山,高度一般為700-1300米,主峰海拔1493米。主峰兩側峰巒又有橋(喬)山、露頂山等命名,海拔皆在1000米以上。roK萬圣書城

這條山脈周圍有一系列怗代文化遺址,其中著名者除陶寺遺址外,山的南側曲沃、翼城兩縣交界處有陶寺文化時期的方城一南石遺址、西周春秋時期的天馬一曲村遺址,山的西端有大崮堆山史前采石場遺址,汾河岸邊有舊石器時代丁村遺址群。陶寺同上述遺址間直線距離最遠不超過20千米(彩版一)。roK萬圣書城

陶寺遺址距塔兒山主峰約7千米,處在山西北側沖積扇上,地勢大致呈東南向西北傾斜,如東坡溝村海拔608米,至李莊村南已降至510米。更新世中期形成的離石黃土堆積深厚,局部地段在離石黃土頂部殘存全新世次生黃土,因強烈的剝蝕作用,大多在耕土層下即為離石黃土。遺址北、南兩側有發源于山前、流向汾河的季節河,遺址范圍內還有隨水土流失而形成的沖溝,將黃土斜塬切割成梁、峁,對古代文化遺存也造成嚴重破壞(彩版二)②。roK萬圣書城

當地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冬、夏兩季較長,春、秋季較短。據1958-1977年的氣象資料,陶寺一帶年平均氣溫12.5℃,一月份平均-4.4℃,七月份平均26.6℃,極端最低氣溫為18.3℃(1971),極端最高氣溫41.9℃(1966),年平均降水量635毫米③。roK萬圣書城

如今地表(包括黃土沖溝溝底)久已辟為層層疊疊的梯田,盛產小麥、棉花,還種植玉米、粟、黍、豆類、甘薯等作物,有小片的柿樹和蘋果樹。roK萬圣書城
根據孢粉分析④和遺址中出土有獐、馬鹿和竹鼠的骨骼⑤,可知當地4000多年前分布著未受外界干擾、自然狀態下的暖溫帶落葉闊葉林,包括作為竹鼠食物的大片竹林,屬全新世中期溫暖濕潤期后段,氣候要比現在優越。據1980~1982年觀測,發掘和調査到的陶寺文化早、中、晚期古井,其潛水面痕跡(甚或井底)比附近現代水井水面高出八九米以上,從地下水位角度證明:roK萬圣書城
4000多年前溫濕多雨,加之喬木、灌木等地表植被豐茂,有利于涵養水分,遂使地下水也較現代豐沛。而從沖溝斷崖上暴露的陶寺文化古井、灰坑,溝汊崖嘴上殘存的古井,以及公元2000年以后發現的古城垣有多處毀于沖溝⑥等現象,可以斷定:陶寺遺址范圍內的沖溝,是人類活動造成地表植被破壞,導致水土流失的產物。4000多年前陶寺文化時期的地貌同現在有很大不同,并不roK萬圣書城
存在目前看到的沖溝,即或出現沖溝,也絕不會有如今的規模。正是由于地勢高爽,生態環境優越,又掌握了鑿井技術,并不依賴從河流取水,陶寺先民才會選擇在此處建造規模巨大的都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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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歷史地理角度說,關于西周早期唐叔虞始封都址,目前尚難確認。然從天馬一曲村遺址和晉侯墓地⑦的發現來看,翼城、曲沃間在晉國早期歷史上的重心地位是沒有疑問的。絳山以北至塔兒山周圍地帶應即晉始封時期“河、汾之東方百里”(《史記·晉世家》)的地域,陶寺所處位置亦居其中。從西周往前推,依《左傳》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記載,這一帶曾是夏商時期的唐國,roK萬圣書城
又處在廣義“夏虛”“大夏”的地域內。三家分晉以后,屬魏;秦代為河東郡地。陶寺所處的塔兒山西北側,西漢時置襄陵縣,因傳境內有晉襄公陵而得名,隸屬河東郡。此后,雖新莽時曾度改稱干昌縣、北齊至隋初曾并入禽(擒)昌縣,為時都很短暫,作為一級行政區域,襄陵縣建制延續了2000多年。唐元和年間(806~820年),縣治由汾河東遷至汾河西。公元1954年襄陵汾城合并,改稱襄汾縣,治所移至南同蒲鐵路沿線的史村鎮,即今襄汾縣城。襄汾縣先后隸屬山西省晉南專區、臨汾地區,地改市后隸屬臨汾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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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村名無從考,村北有戰國遺址,村南發現面積不大的漢代遺址,從村中保存的元代戲臺和遺址中偶見金、元墓葬看,至遲七八百年前這里已是一處頗具規模的村鎮了。今為陶寺鄉政府所在地。roK萬圣書城

陶寺遺址系1958年文物普查時由丁來普發現,當時所知范圍僅限陶寺村南南溝與趙王溝之間數萬平方米,1959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65年調整為縣級保護單位)。1963年秋冬,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山西工作隊張彥煌、王巖、徐殿魁調查發現分布于陶寺村南、李莊(又作“李家莊”)東南、中梁村東北及溝西村北的四處遺址。1973roK萬圣書城
年秋,張彥煌、徐殿魁、高煒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葉學明到此復查,提出陶寺村南、李莊東南和中梁村東、村北的遺存應屬同一遺址,并首次對這處大遺址的學術價值進行論證,將其列為晉南考古首選遺址之一①。1977年秋,高天麟、高煒、鄭文蘭再次復查,并形成對這處遺址進行發掘的傾向性意見。襄汾縣文化館尹子貴、陶富海參加了此次復查。roK萬圣書城
1978年1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領導聽取山西隊晉南調查匯報,夏鼐所長當即做出發掘陶寺的決策。在征得山西省文物管理部門同意并報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后,同年4月初,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與山西省臨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共同組隊,對陶寺遺址進行正式發掘。張彥煌(時任山西隊隊長)、解希恭(時任臨汾行署文化局文物科長)作為合作雙方的代表,負責組隊、人員調配、發掘計劃的擬定與檢查以及協調其他合作事宜。高天麟任發掘工地負責人。發掘初期,尹子貴(時任襄汾縣文化館長,不久調任丁村工作站站長)受臨汾行署文化局委派,隨考古隊進駐陶寺,協調、解決了當時遇到的一系列行政、后勤問題,使田野工作得以順利展開。roK萬圣書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參加發掘的人員(按時間先后為序,下同)有:高天麟、高煒、張岱海、李健民、趙惠民、鄭若葵、李淼、劉方、柴曉明。到現場工作的相關專業人員有:劉鳳芝從事陶器修復并培訓修復技工;王振江、李存信、王影伊從事漆木器提取、保護;劉震偉、王林從事地形測繪;劉國強、韓悅、薛玉堯協助田野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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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汾地區參加發掘的有李學文、李忠恕、崔國琳、郭榮生、趙曉春、宋玉璞、趙寶全、衛振華、張笑塵、閻金鑄、高青山、劉秋平、李寧蓮、馬安柱、李臨英、閻雅梅、王進等。本所山西隊技工張惠祥、解永成、李少英、張惠寧、李大興、劉粉英、李國勝、張管師、馮九生、梁瑞桃、張明菊、梁淑紅等,長年參加發掘工作,好幾位成為業有專攻或一專多能的田野roK萬圣書城
考古技術骨干。roK萬圣書城
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師張之恒、戴寧汝帶領考古專業78級的12位同學,本所研究生熊存瑞,山西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教師傅淑敏帶領考古專業79級11位同學,中山大學青年教師李抱榮等,曾分別于1980年春季、是年秋季、1981年秋季和1983年秋季,先后到陶寺發掘現場實習。roK萬圣書城
本階段田野工作自1978年4月開始,至1985年6月結束,歷時7年半,15個工作季度。發掘面積7000平方米,其中居住遺址2100平方米,墓地4900平方米。發掘范圍內發現廟底溝二期文化(早期)和陶寺文化兩種史前遺存,以陶寺文化的堆積為主體。此外,還有少量的東周、漢代遺存和少量金、元墓葬、個別清代墓,擬另行報道。通過陶寺遺址的發掘,確立了屬于龍山時代的陶寺文化(曾稱“中原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結合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一系列調查、發掘,大致厘清了陶寺文化的來源及其在晉西南史前文化發展中的譜系位置;初步揭示出陶寺文化的面貌、特征及其分布范圍;建立起早、中、晚三期roK萬圣書城
六組(段)的陶器編年序列,并結合C測定初步勾畫出其年代框架;透過墓葬規格多層次分化和使用鼉鼓、特磬等禮樂重器的“王墓”的出現,展現出龍山時代后期金字塔形的等級社會結構及其在觀念形態上的集中體現——禮制的形成;發掘中出土的蟠龍紋陶盤、鼉鼓、特磬、漆木案、俎、銅鈴以及同甲骨文形體一致的毛筆朱書文字,將有關文化遺產的歷史提前數百至一千多年。roK萬圣書城
雖然當年的田野工作存在很大局限性,尚未發現城墻和大型夯土建筑,然據已有的發現,學界已普遍承認陶寺遺址對探索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形成課題,具有重要的歷史和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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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經國務院批準,陶寺遺址被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roK萬圣書城
陶寺遺址本階段的考古工作,曾有不同專業領域諸多專家參與。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對多學科合作的探索過程。發掘期間,為及時對出土古代先民遺骸進行鑒定,本所體質人類學組潘其風每每于發掘季度的后期到現場工作,韓康信也曾專程到現場工作。在做鑒定的同時,他們注意普及體質人類學知識,并對某些骨殖異?,F象做出研判,對于提高田野考古人員roK萬圣書城
的認識和發掘水平很有幫助。在發掘和其后整理資料、編寫報告期間,本所第一研究室周本雄,化學實驗室李敏生、黃素英,山西省213地質隊李柏林,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張維璽、曹冠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王向前、朱曉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李純一、吳釗、秦序、方建軍、徐桃英、顧國寶,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研究所聞廣、荊志淳,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李文roK萬圣書城
杰等先后應邀到發掘現場及遺址周圍地區做專題考察、研究。本所碳十四實驗室仇士華、蔡蓮珍,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室孔昭宸分別就測年碳素標本和古孢粉標本提取方法做岀指導。在田野考古人員配合下,關于陶寺遺址及附近地區地質、地貌、古地磁、孢粉與古生態環境、體質人類學、古動物、碳十四年代、玉石器巖性、銅器、陶土與彩繪顏料成分和出土樂器的鑒定、測試以及制陶工藝復原研究、田野發掘中彩繪木器的提取與保護等多項成果相繼完成。在報告最后修改階段,本所科技考古中心王樹芝根據當年提取的木炭,又補做了樹種鑒定。以上一系列成果,從人地關系、龍山時代文化與工藝技術發展水平等多個視角,極大地提升了我們對陶寺遺址、陶寺文化認識的廣度和深度。roK萬圣書城
本報告上編是關于陶寺遺址1978~1985年田野發掘資料的報道暨從考古學角度所做的必要解讀與討論;下編屬多學科研究范疇,收入相關專題考察、鑒定與測試、研究報告15篇,基本上反映出當年的工作成果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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